尽管近年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取得了重要突破,但客观缓解率仍有限。本研究通过糖工程学方法合成了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-1(PD-1)抗体-iRGD环肽缀合物(αPD-1-(iRGD)₂)。该缀合物不仅能增强组织渗透性,还可通过双重靶向同时结合肿瘤细胞和PD-1⁺ T细胞,从而介导肿瘤特异性T细胞的激活与增殖,且对非特异性T细胞影响较小。在多种同源小鼠模型中,αPD-1-(iRGD)₂有效抑制肿瘤生长并表现出良好的生物安全性。流式细胞术和单细胞RNA测序结果显示,αPD-1-(iRGD)₂可重塑肿瘤微环境,并扩增一类表达干性与记忆相关基因(如Tcf7、Il7r、Lef1和Bach2)的“更优效应”CD8⁺肿瘤浸润T细胞。综上,αPD-1-(iRGD)₂是一种超越抗体-药物偶联物的新型癌症免疫治疗候选药物。
引言
以免疫检查点抑制剂(ICIs)为代表的癌症免疫疗法近年来显著改善了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存。尽管ICI的适应症逐步扩展,但其在多种实体瘤中的客观缓解率(ORR)仍仅为10%-30%,这促使研究者开发更具疗效的新型ICI。双特异性T细胞衔接器(BiTEs)是一种新兴的免疫疗法,因其可同时靶向T细胞和肿瘤细胞,BiTEs能以更低剂量介导有效的肿瘤控制。然而,传统BiTEs通过结合CD3激活T细胞,绕过了T细胞受体(TCR)与肽-主要组织相容性复合体(pMHC)的相互作用,可能导致非选择性T细胞激活和严重副作用。鉴于PD-1⁺ T细胞主要具有肿瘤特异性,本研究尝试基于PD-1抗体设计新型BiTEs,将传统BiTEs的广泛T细胞激活转化为肿瘤特异性模式。
但类似CAR-T疗法,BiTEs在实体瘤中的疗效仍面临挑战,主要障碍是实体瘤致密微环境导致的渗透困难。目前临床使用的PD-1/PD-L1抗体分子量约150 kDa,限制了其在肿瘤内的分布。研究表明,抗体在肿瘤内需5-7天达到峰值浓度,且仅能渗透至血管周围区域(约占肿瘤体积的35%)。小样本临床试验提示,PD-1抗体的局部摄取量与临床反应正相关,而PD-L1表达水平无关,表明提升渗透性是优化PD-1抗体及BiTEs疗效的潜在策略。
本研究选用基石药业(苏州)开发的CS1003抗体(对人和小鼠PD-1的Kd分别为6.13×10⁻⁹ M和3.99×10⁻⁹ M),其结合表位与帕博利珠单抗、纳武利尤单抗不同,且在MC38-hPD-L1模型中表现出与纳武利尤单抗相当的抗肿瘤效果。此外,引入内化RGD肽(iRGD),其通过结合肿瘤血管的αv整合素促进外渗,经蛋白酶切割后暴露CendR基序(CRGDK),与神经纤毛蛋白-1(NRP-1)相互作用激活跨细胞作用,增强肿瘤深部渗透。团队前期研究证实,iRGD修饰可增强T细胞穿透与抗肿瘤活性。然而,传统方法难以实现iRGD与天然双链抗体的高效偶联。为此,本研究采用糖工程学技术(LacNAc偶联平台),通过Fc结构域糖基化位点实现iRGD与αPD-1的特异性偶联,肽-抗体比接近2:1。
结果
αPD-1-(iRGD)₂的合成与表征
通过糖工程学与生物正交反应合成αPD-1-(iRGD)₂(图1A)。电喷雾电离质谱(ESI-MS)显示其分子量为148,833.00 Da(图1C)。ELISA验证其对人/小鼠PD-1的结合亲和力与未修饰αPD-1无显著差异(Kd分别为1.918×10⁻⁸ nM和2.65×10⁻⁸ nM)(图1D, 1E)。细胞实验表明,αPD-1-(iRGD)₂对PD-1⁺ Jurkat细胞的EC₅₀为0.04 μg/mL(αPD-1为0.06 μg/mL)(图1F)。药代动力学显示其半衰期与未修饰αPD-1相似(>7天)(图S1F-S1H)。肿瘤细胞(如HGC27、B16F10)高表达iRGD受体(整合素αvβ5和NRP-1),而正常细胞(如293T)几乎不表达(图S1I-S1L)。竞争性抑制实验证实αPD-1-(iRGD)₂的亲和力依赖上述受体(图S1N, S1O),且对正常组织无显著结合(图1K)。
图1. αPD-1-(iRGD)₂的合成与表征
(A) αPD-1-(iRGD)₂的结构及化学合成流程图。
(B) 核心底物GDP-岩藻糖-iRGD的制备。
(C) αPD-1-(iRGD)₂的ESI-MS表征。
(D, E) ELISA检测αPD-1-(iRGD)₂与未修饰抗体对人源(D)及鼠源(E) PD-1蛋白的结合亲和力。
αPD-1-(iRGD)₂介导T细胞与肿瘤细胞的双重靶向
αPD-1-(iRGD)₂通过结合PD-1与iRGD受体,形成T细胞-肿瘤细胞偶联(图2A)。在B16-OVA与OT-I细胞共培养体系中,αPD-1-(iRGD)₂显著促进细胞偶联(图2B, 2C),该效应可被iRGD、抗整合素αvβ5或抗NRP-1竞争性抑制(图S2C)。在单层与多细胞球体(MCS)模型中,αPD-1-(iRGD)₂浓度依赖性增强OT-I细胞对B16-OVA的杀伤(图2D, 2E),并激活T细胞表达CD69、CD25、GZMB和IFNγ(图2G-2I)。PD-L1在肿瘤细胞中低表达(图S2D, S2E),提示BiTE样效应是疗效增强的关键。
图2. αPD-1-(iRGD)₂介导肿瘤细胞与T细胞的偶联
(A) αPD-1-(iRGD)₂偶联肿瘤细胞与T细胞的示意图。
(B) B16-OVA细胞与OT-I细胞(E:T=1:10)共培养后CFSE/Dye670双阳性细胞比例。
(C) (B)的流式细胞术代表性结果。
(D) 单层B16-OVA细胞与OT-I细胞共培养的裂解率(抗体浓度梯度)。
(E) B16-OVA多细胞球体(MCS)与OT-I细胞共培养的裂解率(抗体浓度梯度)。
αPD-1-(iRGD)₂的肿瘤渗透与分布
在HGC27 MCS模型中,αPD-1-(iRGD)₂-Cy5快速渗透至球体核心(图3B, 3C)。小鼠胃癌模型活体成像显示,αPD-1-(iRGD)₂-Cy5在肿瘤内快速富集(图3D, 3E),48小时后肿瘤荧光强度较αPD-1-Cy5提升一倍(图3F, 3G),且器官摄取无显著增加(图3H)。
图3. αPD-1-(iRGD)₂在肿瘤内的靶向分布与渗透
(A) Cy5标记αPD-1-(iRGD)₂的渗透实验设计。
(B) 共聚焦显微镜显示Cy5标记抗体在MCS中的渗透(×50,标尺200 μm)。
(C) MCS内荧光强度随时间变化。
(D) MFC荷瘤小鼠肿瘤部位平均辐射效率(Cy5标记抗体腹腔注射)。
(E) 腹腔注射后不同时间点活体荧光成像。
(F) 注射48小时后离体肿瘤及主要器官荧光成像。
(G) 肿瘤离体平均辐射效率。
(H) 肿瘤切片免疫荧光分析(αPD-1-FITC,CD8⁺ T细胞-PE,核染色蓝色;×20,标尺200 μm)。
αPD-1-(iRGD)₂的体内抗肿瘤效果
在MFC、B16F10和4T1模型中,αPD-1-(iRGD)₂显著延缓肿瘤生长并延长生存期(图4A-4G, S3A-S3F)。流式分析显示,αPD-1-(iRGD)₂组肿瘤微环境中CD8⁺ T细胞显著增加(图4H-4J),且IFNγ表达上调(图4L)。低剂量(0.1 mg/kg)αPD-1-(iRGD)₂仍有效抑制肿瘤,而αPD-1单药无效(图5G-5I)。CD8⁺ T细胞耗竭或迁移抑制实验证实其疗效依赖肿瘤内预存T细胞(图5A-5F)。
图4. αPD-1-(iRGD)₂的体内抗肿瘤疗效
(A) MFC胃癌模型治疗方案。
(B, C) 肿瘤生长曲线(B)及终点瘤重(C)。
(D) B16F10黑色素瘤模型治疗方案。
(E, F) 肿瘤生长曲线(E)及终点瘤重(F)。
(G) MFC模型生存曲线。
图5. αPD-1-(iRGD)₂疗效依赖肿瘤内预存CD8⁺ T细胞
(A) T细胞迁移抑制实验设计。
(B) 外周血T细胞丰度验证FTY720的迁移抑制效果。
(C) 肿瘤生长曲线。
(D) CD8⁺ T细胞耗竭实验设计。
(E) 肿瘤内CD8⁺ T细胞丰度验证耗竭效果。
(F) 肿瘤生长曲线。
(G) 低剂量治疗方案设计。
(H) 终点瘤重。
(I) 肿瘤生长曲线。
(J-M) 肿瘤内CD8⁺ T细胞、PD-1、CD39、CD4⁺ T细胞及Treg丰度分析。
(O) GP33/SIINFEKL肽预载肿瘤细胞与OT-I细胞共培养的杀伤分析。
(P) OT-I细胞与脾脏T细胞激活标记(CD25、CD69)表达。
(Q-T) 1G4-PD-1-Jurkat与PD-1-Jurkat细胞偶联及CD69表达分析。
文章来源:
Yunfeng Pan, Qi Xue, Yi Yang, et al.Glycoengineering-based anti-PD-1-iRGD peptide conjugate boosts antitumor efficacy through T cell engagement.Cell Rep Med. 2024 Jun 18;5(6):101590.
doi: 10.1016/j.xcrm.2024.101590. Epub 2024 Jun 5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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